法律修辞除了在法治实践中作为一种司法论证手段发挥其微观功能之外，还具有更为宏观的社会功能，需要对其进行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的考察。关于法律修辞的古典论述，强调其与城邦中的政治、社会实践尤其是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背景的结合。而更重要的，则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所构建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法律修辞才得以将人们的想象加以沟通，形成共识。法律修辞的运用，因为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法律修辞又成为一种建构共同体的手段。法律修辞的宏观功能，通过想象的共同体得以体现，借助于共同分享的关于信念与叙事的想象塑造社会中的共识，使社会中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从而提供法治的基础。

基于确保国家军事安全与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平衡这一目标，在联邦党人的主导下，美国宪法通过立法权与行政权、联邦与州、常备军与民兵等多维度的分权来实现对军事力量的文官控制，构成了美国宪制中军政关系的基本结构。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变迁中，宪法所设定的静态结构被动态的博弈重构。常备军得到强化，而民兵则从传统的体现共和精神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实质上的另一种常备军形态，从而重塑了宪法的民兵条款实质意义。行政权在与立法权的博弈过程中得到扩张，建构更为强大也更为完整的军事权力来统帅军事力量，也重塑了宪法的分权条款。当代社会中，军事职业化的发展形态，导致军事精英与文官同质化，更善于从政治层面处理问题；同时，多元社会中的文明冲突，强化了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也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两个因素更进一步导致了军队的政治性加强，突破军政关系的传统结构更多发挥政治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美国军政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得到更突出体现。